【学术争鸣】深圳配资
“昆仑石刻”争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石刻的真伪，从书法风格的角度分析，我认为“昆仑石刻”的根本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石刻、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或近代篆书的一件伪刻，甚至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
书风与场合不符
对“昆仑石刻”，刘钊先生撰文认为：“抛开其他，先从文字看，我觉得‘昆仑石刻’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我以为，这个观点很可能混淆了文字学意义上的秦代文字风格和书法学意义上的秦代“刻石书”风格，或者说混淆了广义上的秦代文字（包括石刻、诏版、虎符、简牍、玺印、封泥、兵器等）风格与狭义上的秦代“刻石书”风格。也就是说，即使“昆仑石刻”在“字法”——文字的语文意义上的写法方面并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在“书风”——文字的书法意义方面的造型风格上，却暴露了诸多破绽。
实际上，“昆仑石刻”的造型风格并不统一，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统一。把不统一的风格视为统一，其原因可能是刻石者书法实践的不足，也可能是书法赏鉴的不足，但更可能是没有意识到秦代书风与场合之间的密切关系。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八种书体，除了最古的大篆与最新的隶书，其余六种，就其语文意义上的“字法”而言，也许大部分字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从外在上说，其区别主要在于所呈现的“风格”上；从内在上说，其区别主要在于所使用的“场合”上。
现今可知的是，用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上的秦书体，由于秦“书同文”的国家政令，即是“小篆”；用于虎符上的秦书体，即是“刻符”；用于玺印上的秦书体，即是“摹印”；用于兵器上的秦书体，当即“殳书”；用于简牍上的“以趋约易”的秦书体，即是“隶书”。至于“虫书”，《说文解字》讲到“新莽六书”说“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但启功先生认为：“秦之虫书，即是大小篆的手写体，所以无从专提用途。”
琅琊刻石及其拓片
为什么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风格呢？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自上观之，秦人对于文字既用法律手段进行同和罢，而秦文在不同用途上风格又不尽相同，例如颂功石刻与权量诏版书写风格不同等，可知当时曾对于字体的书写风格在用途上各划出了它们的范围，不得相混，所以规定字体名称，实是有其客观需要的。换句话说，这也是‘同文’手段中的一个环节。”其基本逻辑是，场合（或某一环节）越庄重，书体风格越严谨；场合（或某一环节）越日常，书体风格越简易。
在秦书八体的所有使用场合中，最为庄严郑重的，恐怕非石刻莫属了。秦人对于刻石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视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琅琊刻石时，有一段列侯、伦侯、丞相、卿、五大夫们的议论：“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可以说，“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的时候，尚且“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一统天下，“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自然是十分庄严、郑重了。
检读《史记》，秦代石刻至少有八种。现在可以见到的秦代刻石书（为了强调书风与场合的密切关联，本文把刻石上的书体称为“刻石书”，而不用其本名“小篆”）有四种——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原石已佚，现存993年重刻碑）、会稽刻石（原石已佚，现存1792年重刻碑）。这四种秦代刻石书，都具有庄严、郑重、典雅的风格。其章法，无论纵横，都有比较严格的界格秩序。通俗地说，纵、横都有格子。不要小看这个纵横界格的存在，在面对“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这个纵横界格就是国家的尊严、秩序与合法性的象征。反之，没有这个纵横界格，恐怕就不能从根本上证明其合法性、真实性。
“昆仑石刻”不仅没有纵横界格，而且纵横秩序都非常松懈。从横向上来看，其字形大小不统一；在纵向上，甚至还有左右两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况。例如第4、5行（将方□/采药昆），第7、8、9行（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
因此，“昆仑石刻”根本的破绽在于，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于是，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混用多种、多时代书风
如果认为“昆仑石刻”为伪，那么它有没有具体的破绽呢？下面我们略举数例简要分析。
1.皇帝：似混用秦诏版
里耶秦简《更名方》
“昆仑石刻”的“皇”字似秦代石刻，但其最后一横弯度较大，这种情况在秦代石刻中从未出现。“帝”字似混用秦诏版，但“帝”字忽然缩小，造成“昆仑石刻”的“皇帝”二字，甚至比草率的秦诏版还要更加草率。刘绍刚先生《“昆仑石刻”献疑》一文，讲到董珊先生提出的证据，即里耶秦简《更名方》中“皇”字的写法：“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他总结说：“其实仅董珊先生提出的这一条意见，就足以说明‘昆仑石刻’乃现代伪作。”此处值得我们另外注意的是，里耶秦简《更名方》的“皇”字的最后一横的弧度。设想，如果“昆仑石刻”的作伪者当初把“皇”字“白”部中的一横也做了悬中处理，是否就可以证明其真呢？回答是，仍宜从风格与场合是否符合的角度进行鉴别。也就是说，虽然里耶秦简《更名方》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更名方》的“皇”字最后一横有明显的弧度，并不能证明“昆仑石刻”的“皇”字最后一横弯度较大就是合理的。因为，秦刻石书与秦简的使用场合不同，其风格也就不能相提并论。简言之，“昆仑石刻”的“皇帝”二字，似混用秦石刻与秦诏版。
2.大夫：水平不及秦封泥
“昆仑石刻”的“大夫”合文，中间两竖笔，显得局促、干瘪、迟疑，不仅与秦代刻石书的开张、饱满、坚定相去较远，甚至也不及秦封泥，如“即墨太守”封泥。
3.廿六（卅七）：似混用秦诏版
“昆仑石刻”的“廿六”二字，似混用秦石刻、秦诏版。有人释为“卅七”，恐怕也不确，因为“七”字的横画弧度似乎不可能如此夸张。
4.年：似混用近代写法
“昆仑石刻”的“年”字左上的斜笔，与左上的短竖，呈交叉状，这种情况在秦代刻石书中从未出现，即使在汉代的书迹中也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倒是在晚近篆书，例如吴昌硕作品中才常见。
5.三月、己卯：似混用东汉《袁安碑》、秦右卯廿六刻石
“昆仑石刻”的“三月”“己卯”，前三字似混用东汉《袁安碑》（105年后立）书风，“卯”字似混用秦右卯廿六刻石书风。相对而言，秦刻石书的转处偏圆，而汉代篆书的转处偏方。众所周知，把篆书的转处写得偏方，即用隶法作篆，是清代邓石如的贡献——取法汉代。《袁安碑》是一件非常精心的作品，即使是在东汉，其转处尚且有圆的古风。何以所谓秦时的“昆仑石刻”的“己”字，转处如此之方呢？
6.到：似混用秦印
“昆仑石刻”的“到”字左侧倒数第二横笔，在正常的书写中（例如岳麓秦简），左右两端没有竖笔。在秦书八体之“摹印”体中，才会在两端增加竖笔，目的是填补空白。因此，这里似混用了秦印，即混用了秦书八体之“摹印”体。
7.前：似混用秦简、大篆
“昆仑石刻”的“前”字，“舟”部的第一横笔，向上倾斜，是典型的秦书八体之“大篆”的写法，作伪者似混用了秦简书风。即使在春秋晚战国初的石鼓文中，“舟”之第一横笔的斜度也不会如此之大。
8.里：似混用秦简或西汉石刻
“昆仑石刻”的“里”字，头部“田”形甚小，而下部两横所占空间甚大，与秦印、秦陶文不同，似混用睡虎地秦简或西汉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书风。原释文“一百五十里”，“一百”很可能是“二百”合文，因此“二百五十里”也很可能是作伪者的一个伏笔，一个玩笑，一个恶作剧。
（作者：衣雪峰，系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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